作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的徽学近年来尤为学者重视，有关徽州文化细至砖瓦墨砚都有文章论及，然而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徽州文化的特质，探讨其成因及其与周边地域文化的关系，并对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定位问题作深入探讨的并不多见。本文拟就徽州文化的特质、底蕴、社会效应、历史地位等问题略陈己见。
徽州文化的渊源及底蕴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以徽州（古又称新安郡）为地域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同任何文化一样，它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内隐的心态、价值系统等文化心理结构，并且在各个文化层面都创造出辉煌的富于鲜明特色的成果，影响播及全国各地。
徽州尽管处于山越之地，但其主体文化却并非山越土著文化。“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胡晓：《新安名族志序》），为徽州奠定了丰厚的正统中原文化根基。崇山峻岭的屏闭翼护又使徽州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区域，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包括汇聚于此的南北各地多种文化因此互相碰撞，互相选择，最后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悠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皆与徽州有极深渊源，“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茗州吴氏家典》卷首）。儒学观念和儒家礼义对徽州社会各阶层影响至深，所谓“道学渊源在新安久矣”，并且逐步发展成新安理学等体系和流派。
儒学兴盛，加上徽州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家族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擅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虽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康熙《徽州府志》卷一《风俗》）。家族、宗族认同感强烈，宗法观念盛行，其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规范体系基本建筑于家族本位之上，是传统文化家国同构原则的典型体现。
徽州山多田少地瘠，因此，外出经商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序》）徽商“足迹几半宇内”（万历《休宁县志》）。他们在长期商业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股份式、承揽式等经营方式，并在资金所有权、经营权划分、利润分配等各方面有所创新与发展。徽商经营活动的实际需求还直接刺激了数学、地理水文学的发展，如程大位《算法统宗》、黄《一统路程图记》等。这些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与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萌现了早期科学精神与近现代化因素的某些端倪。
徽州文化正是以儒学伦理、宗族观念、商业精神为三大基本内核，在正统中原文化基础上通过商业实践熔铸变通，发展成为一种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并氲化为当地特有的社会关系、价值体系、行为模式和广博精深的诸种具象文化风采。
徽州文化的商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农耕文明、伦理道德与宗族体制的结合体，它从本质上是排斥商业精神的。统治者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以政治力量人为地划分“士农工商”等级，浸透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徽州文化长河中，我们却分明辨析出了宗族伦理和商业精神并行不悖、儒官商三位一体的对立统一机制，体现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重要特征。
徽州传统宗族制度与伦理道德精神堪称正宗中华文化的代表。然而正是在传统伦理宗族文化最浓厚、最稳重严格的地方却孕育出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传统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末业的商业经营在徽州却获得很高的评价，成为荣誉地位和影响力的源泉。徽州人提倡营利，他们对商业和资本的追求是执着的，“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尤未厌焉。”（《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这些宗族社会中的徽州商人深深影响了徽州人乃至整个东南文化的社会风习、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对这一矛盾现象如何诠释或许能使我们对徽州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有一番新的理解。
徽州商业文化发达，却并非缘于临海擅舟楫之利，而在于徽人不断用新安文化调适传统文化精神与现实之间以及纲常伦理与逐利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系有着全新的认识，在程朱理学纲常伦理的宗族理念中融入阳明新学的重商思想，创造出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认同为外延的宗族商业网：“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9，用礼义、诚信等信条协调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因而，明清时期的徽商获得了“廉贾”、“儒贾”之美誉，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在商业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扫尽市井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婺源《湖溪孙氏宗谱》卷一）。徽州文化内核并非是单一的商业文化，其文化特质是多元的。在“服贾”的同时亦不忘“业儒”，特别是一些因商致富的大家族，更不惜重金从事宗族文化建设，以科举仕进为荣；鼓励子弟精习书画篆刻，许多名族保持着雕刻、版画等技艺世代相传的家学传统。这种商业文化与儒家文化及宗族制度的合流以及儒官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使得徽州文化多元发展，并且在商业资本领域和宦海仕途皆取得累累硕果。
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徽州人的精神风格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经常“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万历《歙县志》第一十《货殖》）。正是这种奋发坚韧的开创精神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尽管这一文化模式有其时代局限性，依附官本位的经商谋略及儒官商三位一体导向实为统治政策樊篱下迫于无奈的选择，难以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尺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徽商毕竟没有放弃发展商业的冲动与最终追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调适弥和了农耕宗族社会结构与商业精神的矛盾，更多发展了传统文化灵活、变通、发展的一面，并以实践活动作出了新的阐释与探索。
徽州文化的价值取向
徽州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累累硕果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徽州人在历史上还是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就。徽商在商品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功，给徽州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观念支持。徽州文化在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与发展，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注入其中，留下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如徽派建筑、民居、徽派版画、篆刻、盆景、徽墨、徽砚以及徽菜、徽剧等。徽州文化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形成在各文化领域品位独具的徽州派系，如新安理学、新安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同时徽州文化还孕育了无数优秀人才。在封建科场，徽州才子始终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如歙县便享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休”之殊誉。从宋至清末，徽州进士人数累计达1900人。此外徽州还涌现了算学家程大位、经学家俞正燮、戴震，理财专家王茂荫、近代学者胡适、教育家陶行知等著名人物。
徽商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业集团，足迹遍布天下。他们不仅给徽州带回了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而且直接参与了许多地区的开发，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小城市无不是徽商聚集之地，其资金和经营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诸如“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陈去病《五石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谢肇《五杂俎》卷一四），北京“徽人辐都下者，已以千万计”（许承尧《歙事闲谭》）。随着徽商遍及海内的商业活动以及大量徽人为官入仕四处游宦，很多徽籍人口散居于全国各地，以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浸润着徽州文化韵味的徽人采取主动姿态吸取四方文化成果，博采众长，发展创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突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优势的徽州文化又以昂扬自信的姿态将自己展现于其他文化区域。旅居在外的徽州人十分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全国大小商业都会无处不有徽州会馆及码头、义学等附属机构。徽人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其生活习俗、观念形态、价值取向很容易为客居地居民接受、仿效，形成一种徽客文化势力，从而扩大了徽州文化的地域外延。在与各地域文化碰撞交流中，徽派文化对中华文化其他各支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华的内涵。
徽商文化初步整合传统宗族社会伦理道德与商业精神的矛盾，丰富了古代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他们倡言“良贾何负闳儒”（《太函集》卷55），“贾何负于耕？”（《新安歙北许氏支东世谱》卷八）对正统“士农工商”的本末体制提出质疑，明确提出与正统观念对立的社会价值观，宣称“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治愚，富者赡贫”（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六》），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按贵贱、贤愚、富贫之别重新划分，否认职业有贵贱之分，所谓“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商，勇往为先”（《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728条），强调个人努力，承认个人成就。商人阶层的价值体系也得到徽州社会其他阶层的认可，“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事闲谭》）。逐利、致富在这里是光明正大的，连读书人也抛去封建士大夫“君子不言利”、安贫知命的古训，“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出现了一批亦儒亦贾的新兴家族。
徽商标榜义与利、仁与富的统一，竭力为发展工商业鸣锣开道，是对正统儒学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皖派，在儒家圣学范围内，纠正其偏颇之外，以当时社会价值取向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尊重人性，肯定人欲，用“理者，存于欲也”（《孟子字义疏证》），调和理欲矛盾，反对以理杀人。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根基就在于当时徽州商业发展的长期积累，引起思想领域产生相应的波动。“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古徽楹联》），一语道出徽人不拘古训，注重效果的务实与通达。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徽州文化蕴涵的精华和糟粕都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毫无疑问，植根于封建土壤的徽州文化有落后、保守、稳定甚至僵硬的一面，它所崇尚的宗法礼教精神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更新；其突破传统、变异自我的尝试最终也失败了。但同时，徽州文化中又确实含有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积淀凝聚着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铭刻着传统文化探索自身突破自我的尝试。其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精神，突破传统的魄力与创意，取财于义、生财有道的商业道德，搏击商海仕途犹不失人文与风雅的达观、洒脱以及人际的体恤、关爱和亲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价值。
